和记和记最娱来乐ag85856_荣新江 也谈陈寅恪的“语文学”凤凰网文化读书凤凰网

03月21日作者:黑曼巴


原标题:荣新江 | 也谈陈寅恪的“语文学”

《与妹书》

1923年8月出版的《学衡》第二十期,刊登陈寅恪《与妹书》(选录),全文如下: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年夜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元。另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年夜藏,其他零星字典及泰西类书百种而已。若不得之,则不能肄业。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藏书楼藏有此项册本,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钻研,并将初动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理想,岂弗成怜。我前年在美洲写一信与甘肃宁夏道尹,托其购藏文大年夜藏一部,此信不知能达否。即能达,所费太多,渠知我穷,不付现钱,亦不肯代垫也。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翰墨。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年夜有发现。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显着。如以泰西说话科学之法,为中藏文对照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留意也。我所留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年夜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散。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明。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评释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精确之解,另外多是望文生义,不够道也。隋智者大年夜师露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好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没紧要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人缘传》。现此书已证实为捏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年夜藏》,吾颇不欲掉此时机,惟无可若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年夜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可贵矣。(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以下简称《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11-312页。)

这是陈寅恪公开颁发的第一篇翰墨,其时他还在柏林留学。信中首先说自己在返国前,要筹备藏文《大年夜藏经》正续两部、汉文《大年夜藏经》正续两部、西文书约百种以及其他零星字典,着末还有满、蒙、回、藏文所写的书,一切都要,归国后没有这些资料,则无从治学。其次说自己正在进修藏文,盼望用泰西说话学之措施,来做汉藏文对照钻研,这样则可以跨越乾嘉诸老。着末说自己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一是历史,后注“唐史、西夏”,这里的“西夏”该当是“西藏”之误排,由于后面即说“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而此后他也没有钻研西农历史;另一是佛教,大年夜乘经典和小乘律学最有代价,但他“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精确之解,另外多是望文生义,不够道也”,并举《金刚经》评释及露台、禅宗学说中之问题,点到为止。

新来的东方说话学者

当时的海内学人,还没有见到陈寅恪的真面貌,读到这篇翰墨,必然颇为震动。此君不仅可以读梵、藏、满、蒙、回等各类翰墨材料,而且敢说除了晋唐和尚(意思便是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师)外,中国人对佛教文献的理解,多是望文生义,绝不够道。口气之大年夜,振聋发聩。我每次读《与妹书》,都想看看寅恪老师到底有多大年夜的本事,让当时的学人如斯刮目相看。这篇文章颁发在《学衡》杂志上,主要认真编务的东南大年夜学教授吴宓,便是陈寅恪哈佛大年夜学期间的石友,大年夜概也只有吴宓,才能够拿到这样一封乡信来颁发,其标明“选录”,也便是选择的只是有关学术的部分。不过这篇文章并非当时《学衡》所刊文章的紧张篇章,我们看《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三联书店1995年版)完全没有提到此文,即可清楚明了。但恰是这独一的一篇文章,后来成为吴宓向清华大年夜黉舍长举荐陈寅恪的利器,让这位饱学而无文凭的外洋学子,步入清华私塾,与声名赫赫的梁启超、王国维辈,并列为四大年夜导师。

1926年7月,陈寅恪到清华报到,任国学钻研院导师,开始他的讲学钻研生涯。9月6日,王国维给罗振玉去信,说到:“顷陈散原之季子名寅恪者已至黉舍,此人学东方言语学,言欧洲学问界情形甚详,谈吐(伦)敦有汉文摩尼教赞赏一卷,已印行,此卷甚有关系。”(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手札》,东方出版社,2000年,658页)可见,就连博学如王静安老师,都重新来的陈寅恪那里听闻许多欧洲学界的具体环境,而且还有他所关心的摩尼教文献,此即斯坦因所获《下部赞》(S.2659),其时全文实际尚未颁发(1934年出版的日本《大年夜正新修大年夜藏经》卷五十四方载全文),但有一些赞文,如第1-82行《赞夷数文》、176-183行《初声赞文》、360-363行《赞日光后结愿偈》、387—400行《莫日听者后悔愿偈》,已由德国学者瓦尔德施密特(E. Waldschmidt,1897-1985年)和楞茨(W. Lentz)相助颁发在《夷数在摩尼教中的职位地方》(“Die Stellung Jesu im Manichaismus”,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Berlin, 1926, pp.1-131.)这篇长文中。王国维听闻这些,一定感觉这位“后生可畏”。

在王国维眼中,陈寅恪是学东方说话学的。陈寅恪说自己要“以泰西说话科学之法,为中藏文对照之学”,其措施也便是欧洲当时东方学中最有成绩的“语文学”(Philology)。什么是语文学,北京大年夜学段晴教授在《德国的印度学之初与季羡林老师的学术秘闻》一文中对此有所阐述,文载《敦煌吐鲁番钻研》第十二卷(季羡林老师纪念专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近年来,清华大年夜学沈卫荣教授逝世力倡导语文学措施,还出版了专著《回归语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版),让我们对付欧洲语文学的前因效果和学术措施,有了透彻的懂得。至于陈寅恪老师从前的语文学钻研,也有不少学者谈过,近来沈教授也有论说。但都是泛泛而谈,没有深入。

1926年9月清华开学,陈寅恪开始上课,讲授“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涉及范围包括“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钻研”,“佛教经典各类翰墨译本之对照钻研(梵文、巴厘文、藏文、回纥文及中央亚细亚文诸翰墨译文对照钻研)”等,这些显然是寅恪老师语文学的实践场所。但授课不合于钻研,只是解说,由于听众没有根基,有些不会深入。下面我们照样根据陈寅恪自己的著述,来看看他的“语文学”钻研成果。

陈寅恪的“语文学”

1927-1930年间,陈寅恪颁发了一系列有关各类文本的对照钻研的文章,有些文章中对证佛教名相的梵汉诸语词对译的环境,这些读者对照轻易看懂。而他文章提到的西方学者的钻研成果,由于引用要领不太规范统一,无意偶尔只提书名,无意偶尔只用中文表述,读者不必然都知其所云,假如不知道其所引文献的学术代价,也就无法理解寅恪老师的供献。笔者曾系统网络西人有关中亚写本钻研之目录,并几度开设“西域胡语与西域文明”的课程,对付寅恪老师所引文献,略知一二,以下略作发覆。(按,寅恪老师文中书名号多无标点,今补。)

《〈大年夜乘稻芊经随听疏〉跋》

(原载清华黉舍钻研院《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二号,1927年9月刊)。文中提到敦煌写本中之法成,“其译著之书,今所知者,……藏文则有西藏文正藏中之《善恶因果经》、义净《金灼烁最胜王经》重译本及关于不雅世音菩萨神咒三种等(详见Journal Asiatique Serie 11, Tome 4,《史林》第八卷第一号、《支那学》第三卷第五号、伯希和及日本羽田享石滨纯太郎诸君考证文中。)”(《二编》254页,“享”系“亨”之讹)此处提到的法国《亚洲学报》所刊伯希和(P. Pelliot)文,该当是《〈甘珠尔〉目录札记》(“Notes à propos d’un catalogue du Kanjur”, Journal Asiatique, IV, 1914, pp. 111-150)。伯希和是法国中亚钻研的名家,与中国学者交往和记和记最娱来乐ag85856颇多,也是陈寅恪的同伙,在此不必胪陈。而日本羽田亨、石滨纯太郎,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在日本胡语钻研方面有开发之功。

《〈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

(1927年11月刊《中山大年夜学说话历史钻研所周刊》第一卷第三期;又载同年12月《清华学报》第四卷第二期):

昔年德意志人于龟兹之西,得贝叶梵文佛教经典甚多,柏林大年夜学路得施教授Prof. Henrich Lüders检之,见此中有《大年夜肃静论》残本。寅恪尝游普鲁士,从教授治东方古翰墨学,故亦夙闻其事。至今岁始得尽读其印行之本(Bruchstücke der Kalpanmanditik, herausgegeben Von enrich Lüders, Leipzig, 1926)。教授学术有盛名于世,而此校本尤其最精之作,凡能读其书者皆自知之,不待为之赞扬。兹仅就梵文蓝本考证论主之名字,及此论之原称,并与中文原译校核,略举一二例,以见鸠摩罗什传译之艺术,或可为治古代佛教翻译史者之一助。(《二编和记和记最娱来乐ag85856》207页)

文中提到的路得施教授,现在一样平常更通用的译法是吕德斯(1869-1943年),他是当时德国东方学界的领袖人物,也是“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说话、夷易近俗考察国际协会”德国分会的认真人之一,在他的推动下,德国柏林夷易近俗学博物馆组成“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由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年)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年)率领,在1902-1903、1904-1905、1906-1907、1913-1914年四次到新疆考古,在吐鲁番、焉耆、库车等地得到大年夜量文物和文献材料。吕德斯很快就投入新获西域文献的收拾钻研事情,1911年就出版《佛教戏剧残页》(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 Berlin 1911)和《马鸣的剧本〈舍利弗章〉》(“Das Sriputraprakarana, ein Drama des Asvaghosa”,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11, pp. 388-411。以下刊名简称SPAW)。寅恪老师提到的《大年夜肃静论》刊本,也是他收拾龟兹出土梵文写本的成果之一。而鸠摩罗什恰是与写今大年夜概同期间的龟兹僧人,十六国后秦时到长安译经传法,寅恪老师取这两者来比较,自然有其深意所在。吕德斯不愧大年夜家,他除了有关梵文、佉卢文等个案钻研外,还在1922年和1930年分手撰写了《西域的历史与地舆》(“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Ostturkestans”, SPAW, phil.-hist. kl. 1922, pp. 243-261)及《再论西域的历史与地舆》(“Weitere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von Ostturkestan”, SPAW, phil.-hist. kl. 1930, pp. 7-64),使用零散的出土文献,建筑对照宏不雅的新疆古代历史论述。他的主要论文结集为《印度语文学论集》(Philologica Indica, Göttingen 1940)。我想陈寅恪受吕德斯的影响最大年夜,他的语文学该当主要便是来自吕德斯的印度语文学钻研。

《〈后悔灭罪金灼烁经冥报传〉跋》

(1928年6月颁发于《北平藏书楼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此中说到:

近年俄罗斯人C. E. Malov君肃州得一《金灼烁经》之突厥系文本,(俄国科学院《佛教丛书》第十七种一千九百十三年出版)张居道入冥及安固县丞妻二事均译载卷首,其系统体例与敦煌写经之冠以《灭罪传》者适相相符。予又见德意志人近年于土鲁番所获之吐蕃文断简,此中有类似《灭罪冥报传》之残本。(见A. H. Francke,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ai, 1924)内容述及《金刚经》,殆冠于《金刚经》之首者,惜太残阙,无由确证。(《二编》256页)

寅恪老师所说俄国科学院的《佛教丛书》,即沙皇俄国出版的Biblioth和记和记最娱来乐ag85856eca Buddhica丛书,其第十七种为拉德洛夫(W. Radloff)和马洛夫(S. E. Malov)相助刊本的《回鹘文译本〈金灼烁经〉》(Suvarnaprabhasa. (Sutra zolotogo bleska). Tekst uigurskoi redaktsii. St. Petersburg 1913)。正如寅恪老师所言,此书1913年始刊,实则到1917出版完毕。回鹘文之外,寅恪老师又提到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的劳绩,即藏文本类似《金灼烁经冥报传》的残本。这里他只提示弗兰克(A. H. Francke)的名字和文章颁发的杂志名,即《普鲁士王家科学院学术会议申报集》(简称SPAW),未及篇名,实即《吐鲁番发明的藏文写本》(“Tibetische Handschriftenfunde aus Turfan”, SPAW, 1924, III, pp. 5-20)。这里所刊藏文“故事”残片,即寅恪老师比定之《冥报传》。弗兰克是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士,经久在西藏传教,并钻研藏学,斯坦因(A. Stein)和德国探险队所获古藏文文书,最早都是交给他来解读。他的主要论著是《印度西藏古史考》(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 1926),陈寅恪曾从他进修藏文,以是对他的钻研也是认识掌握。

跋文又说:

《金灼烁经》诸本,予所知者,梵文本之外,(梵文本已刊者有Sarat Chandra本及A. F. Rudolf. Hoerle, 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和记和记最娱来乐ag85856d in Eastern Turkestan所载之本,余详见《宗教钻研》第五卷第三号泉芳璟君《读梵文金灼烁经》论文)另外他种翰墨译本,尚存于今日者,中文则有……西藏文则有三本,(见《支那学》第四卷第四号樱部文镜《蒙文金灼烁经断篇考补笺》)其一为法成重译之中文义净本。蒙古文及Kalmuk文(予曾钞一本)均有译本。满文大年夜藏经译自中文当有《金灼烁经》,但予未得见。突厥系文则有德意志土鲁番考察团所获之残本(F. W. K. Müller, Uigurica,1908)及俄国科学院《佛教丛书》本。(见前)东伊朗文亦有残阙之本,(见P. Pelliot, Etudes Linguistiques sur les Documents de la Mission Pelliot, 1913及E. Leumann, Abhandlun 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XV,2, 1920)据此诸种翰墨译本之数,即知此经于佛教大年夜乘经典中流畅为独广,以其义主后悔,最易感人故也。(《二编》257页,排版之Hoernle名及刊物名Abhandlungen,稍有讹误。)

这里寅恪老师列举了《金灼烁经》各类说话的文本,除了传世的文本外,也有当时属于西域新发明的文本,如梵文残本有寅恪老师提到的霍恩雷(A. F. R. Hoernle)在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中的刊本,此书为1916年牛津出版,今译为《新疆出土佛教文献丛残》;突厥文寅恪老师举出1908年缪勒(F. W. K. Müller)所刊德国吐鲁番考察所得残本,此即《回鹘语文献和记和记最娱来乐ag85856汇编》第一卷第二部分(Uigurica. I-2. “Die Reste des buddhistischen Goldglanz-Stra”, APAW, 1908)。着末,伯希和刊布的东伊朗语文本当然不会为寅恪老师错过,这里只提到Etudes Linguistiques sur les Documents de la Mission Pelliot(伯希和考察队文献丛刊的说话学钻研)的书名,着实其篇名为《一件东伊朗语书写的〈金灼烁经〉残卷》(Un fragmemt du Suvarnaprabhasasutra en iranien oriental),颁发于《巴黎说话学会论集》(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第十八卷,1913年,89-125页。洛伊曼(E. Leumann)的书,寅恪老师给出的是丛刊名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实际上我们一样平常引用该书的本名《佛教文献:北雅利安语与德语翻译》(Buddhistische Literatur, Nordarisch und Deutsch),莱比锡,1920年出版。这里引用的各类译本的刊布者,伯希和之外,霍恩雷、缪勒、洛伊曼分手在梵语、突厥回鹘语、于阗语(即所谓北雅利安语)方面,都是一期间的学术势力巨子。由此可见,寅恪老师对当时已经颁发的中亚各类说话翰墨的《金灼烁经》可谓搜聚备至,也能掌握当时最紧张的钻研成果,这对其钻研各类译本的关系,筹备了素材和评论争论的工具。

《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

(1929年5月颁发于《北平北海藏书楼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文中有云:

日本西本龙山君影印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并附以讲解,广征详证,至为精审。盖毗奈耶对照学之佳著也。往岁德意志林冶君Ernst Waldschmidt校译说统统有部梵文《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残本Bruchstücke des,予适游柏林,偶与之评论争论。(《二编》258页)

这里寅恪老师据日本西本龙山刊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联系到德国所刊梵文本。所谓“林冶”该当是Waldschmidt的意译,他是陈寅恪的同砚,很可能是寅恪老师给他起的这个名字,音、义都很恰当,姓的选择也很隧道,可惜没有通畅起来,后来扈从他读书的季羡林老师,称他为“瓦尔德施米特”(《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年,40页)或“瓦尔德施密特”(《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648页),现在通用后者。瓦氏是一个全才,上世纪20年代初接手德国吐鲁番探险队资料后,才华获得了全方位展现:与探险队员勒柯克相助钻研西域佛教美术,完成七卷本《中亚古代晚期的佛教文物》(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I-VII),1922-1933年在柏林陆续出版,此中包括对龟兹壁画的考释和排年;别的,1925年还独自撰写出版了《犍陀罗、库车、吐鲁番:中古早期中亚艺术导论》(Gandhara, Kutscha, Turfan.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frühmitelalterliche Kunst Zentralasiens. Leipzig: Klinkhardt & Biermann, 1925);又与伊朗语专家楞茨相助钻研摩尼教文献,除了1926年颁发的前述《夷数在摩尼教中的职位地方》外,还在1933年颁发《汉语和伊朗语文献中的摩尼教教义》(“Manichäische Dogmatik aus chinesischen und iranischen Texten”, SPAW, 1933, pp. 480-607),又是大年夜开本一百多页的长文。不过,大年夜概从1926年开始,他的主业徐徐集中在中亚出土的梵文写本,寅恪老师这里所示的他所校译说统统有部梵文《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残本,原文抄写不全,该当是Bruchstücke des Bhikṣuṇ--Prtimokṣa in den verschiedenen Schulen(Leipzig: Deutsche Morgenländ. Gesellschaft 1926)。此时恰正是寅恪老师游学柏林之际,并且与瓦氏有所交流,那么瓦氏把学术偏向集中到梵文写本,恰是寅恪兴趣所在,这中心有无关联,不得而知。此后瓦氏成为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获梵文写本收拾的中坚气力和引导者,他本人颁发了大年夜量解读文本的论著,内容涉及大年夜乘经典、小乘律文、阿含经典等,并组织团队编撰《吐鲁番发明的梵文写本丛刊》(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按编号顺序系统编目、转写、刊布梵文写本,从1965年到1980年,他本人主编完成四卷。此后,他的学生迄今仍旧在继承事情,近来出版了第十二卷。

这些大年夜概便是陈寅恪老师返国后最早从事钻研的论著中与“西人之东方学”有关的部分,虽然不是整个,但主要的都在,其他自可触类旁通。由此看来,寅恪老师切实着实如《与妹书》所写的那样,网络了大年夜量西方学者钻研东方文献的著作,着实从本日保存在北京大年夜学外国语学院(原东语系)的陈寅恪藏书中也可以看出,有全套巴利文藏经,还有大年夜部头的拉德洛夫《蒙古碑铭集》,以及大年夜量有关梵文、藏文、突厥文的钻研著作,可谓搜聚宏富,筹备充沛。但寅恪老师的兴趣,显然不像西方学者那样,以解读新出土文献为目的;也不像与他在当时有亲昵学术交往的钢和泰(A. von Staël-Holstein)那样,去做梵藏汉文本佛典的对勘;而是使用不合说话的文献,来解释汉译佛典的名相定义和选择去取。与其说寅恪老师做的是“语文学”钻研,不如说做的是“文献学”的钻研。关于此点,可参看陈怀宇《在西方发明陈寅恪》(北京师范大年夜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七章的相关评论争论。

但佛教文献学的基本,在佛典的语文学,恰是由于寅恪老师在留学时代打下了深挚的语文学根基,这有几十本季羡林老师先容过的“进修条记本”来证实(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评论争论会文集》,中山大年夜学出版社1989年版),他才能在讲解汉译佛典时闻一知十,逾越乾嘉诸老,“得精确之解”。遗憾的是,清华国学院凑集的精英学子和他校旁听的高材生,都说寅恪老师的课听不懂,也没有一小我真正跟随他去做欧洲正统的语文学。跟着1930年代中期寅恪老师的学术转向以汉文材料为主的中古史,他的以“西人之东方学”支撑的语文学也好,照样佛教文献学也好,都没有人继承下来,直到在外洋进修梵文的周一良和兼学梵文与吐火罗文的季羡林返国,才使得这一风雨飘摇的学术薪火,得以传承。

(2020年3月15日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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